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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更有力量

專訪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更有力量

作者:[馬國川]  來源:[]    發布時間:[2017-03-19 23:35:10]

我不是不支持改革,也不是反對改革,只是不主張把某些制度安排絕對化,不問青紅皂白的改革。
 
作為一位知識分子,當自己看清楚問題以后,即使觀點跟大家都不一樣,也要有勇氣“橫眉冷對千夫指”,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以避免輿論一邊倒,像孟子說的那樣,“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不能從一種抽象理論出發,尤其是不能從發達國家的理論出發,去認識發展中國家,更不能把理論理想化。任何理論都是刻舟求劍。”圖/CFP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怎么來認識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這是非常關鍵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說。
 
在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看來,70多年以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沒有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民富國強,值得進行認真反思。
 
自從五年前卸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以來,林毅夫一直致力于構建和推廣他的新結構經濟學。他認為這種學說是從發展中國家自身的成敗經驗總結出來的,能更好地作為發展中國家解決問題的參照系。
 
他告訴本刊記者,新結構經濟學得到了非洲國家的歡迎,已在實踐上取得了一些成績,而且最近成為波蘭政府制定的“波蘭長期發展規劃”的理論依據。
 
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林毅夫接受本刊記者專訪,反思發展經濟學,暢談新結構經濟學。他坦率地剖析了他和國內其他經濟學家的理念分歧,也直面社會輿論對他的一些質疑。
 
“不能從一種抽象理論出發,尤其是不能先驗地從發達國家的理論出發,帶著有色的眼鏡去認識發展中國家,更不能把現有的理論理想化”,林毅夫說,“任何理論都是刻舟求劍。都有其成立的前提條件,不能不顧現實,不顧理論成立的前提條件,生搬硬套理論,當前提條件不同時,只能構建新的理論來順應現實,不能削足適履,這樣理論才能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
 
林毅夫很有信心地說,“在人類社會的勞動力還沒有被智能機械人完全替代之前,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上,新結構經濟學在認識和解決發展的問題上,比現在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更有力量。”
 
發展經濟學的反思
《財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成為發展中國家自身的主要任務,發達國家也給予各種援助。但是在整體和平的70余年里,為什么真正成功地從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為數極少?發展經濟學應該如何反思?
 
林毅夫:確實,到目前為止,只有韓國和我國臺灣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邁入到高收入,我國則有可能在2025年前后成為第三個; 1960年時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時也只有13個跨過門檻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中8個是原本收入差距就不大的西歐周邊國家或石油生產國,另外五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是,從我在世行工作期間訪問許多發展中國家時的觀察,不是這些國家的國民不努力,也不是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不希望國家繁榮。問題是,迄今為止這些國家在西方主流理論的指引下和國際發展機構的幫助下所做的政策都未能使得它們走向繁榮。相反,少數幾個比較成功的國家或地區,當初主流理論認為它們推行的政策是錯誤的。
 
《財經》:在您看來,原因何在?
 
林毅夫:原因在于這些主流理論來自于發達國家,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
 
“二戰”結束以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統治,在第一代領導人的領導下追求現代化,冀圖民富國強。怎么才能民富?當時的主流經濟理論認為,要和發達國家的人民一樣富,勞動生產力水平就需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產業技術必須處于同一水平。怎么才能國強?國防產業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
 
于是,發展中國家努力去建設和發達國家相同的先進產業,實行“進口替代”政策。問題是,先進產業都是資本密集型的,發展中國家的最大短板就是資本短缺。用“田忌賽馬”的故事做比喻,就相當于用自己的“下馬”跟人家的“上馬”賽跑,肯定會輸。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上這種產業不能靠市場的力量自發產生,只能靠政府的各種以扭曲市場價格信號和直接干預資源配置為代價的保護、補貼才能建立起來。
 
《財經》:這就是進口替代政策失敗的根本原因嗎?
 
林毅夫:對、是的。從理論上看,實行進口替代似乎天經地義,實踐卻失敗了。遺憾的是,即使到今天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精英還受到這種思路的影響,老跟著發達國家發展自己沒有比較優勢的先進產業。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主流理論變成了新自由主義。發展中國家為什么搞不好?新自由主義認為是因為沒有發達國家的完善市場制度、先進治理體系,國家干預太多,造成了許多扭曲。于是實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想通過休克療法來消除在推行進口替代戰略時形成的各種干預、扭曲。
 
《財經》: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都是一個轉型的過程,轉型過程有很多制度安排看起來是落后的、扭曲的,應該消除。
 
林毅夫:從內部邏輯來看,有扭曲就會有資源錯配和尋租,經濟經濟績效就會低;從事實來看轉型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普遍存在扭曲、資源錯配和尋租的問題,所以,這個理論也很有說服力,很容易為每個人的直覺所接受。但是這些落后和扭曲有內生性,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制度和發達國家比看起來是落后的,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發展中國家那些看似落后的制度,在發展中國家的條件下卻是有效的。例如,發展早期農村偏遠地區的集市貿易,隔三差五才有一次市場交易,和發達國家城里每天都有交易的超市、百貨公司相比看似落后,但是,在經濟交易量很低的農村,這種集市貿易卻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同樣,轉型中國家存在的許多扭曲是為了保護補貼進口替代戰略下建立起來的違反比較優勢產業中缺乏自生能力企業的需要而存在的,僅僅去除表面的落后和扭曲是不夠的。比如,以前違反比較優勢建立起來的產業,一旦取消保護補貼,企業就會垮臺,造成大量失業,國防安全也受到威脅。世界銀行和歐洲開發銀行的大量實證研究證明,在前蘇聯東歐轉型國家私有化以后,為了讓那些違反比較優勢的大型企業繼續生存以維持社會穩定和保障國防安全,政府給予的保護補貼反而比原來更多,效率更低。
 
還有,轉型以后,一切都由市場來解決。但是經濟發展必須不斷有新產業出現,新產業必須要有先行者,先行者是否成功除了企業家的努力外,還決定于軟硬基礎設施是否合適。
 
《財經》:“華盛頓共識”認為,這些應該由市場解決。
 
林毅夫:事實上市場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比如拉丁美洲的智利在上世紀70年代推行“華盛頓共識”以后,各種扭曲消除的很徹底,被稱為是“華盛頓共識”的模范生。但是,舊的產業垮臺了,新的產業如果沒有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交易費用會太高,在開放的市場中沒有競爭力,也不會自發涌現。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需要政府協調不同企業來投資,或是政府自己來做,市場解決不了這些問題。所以,在智利過去30多年,新的產業一直沒有成長起來,失業問題嚴重,收入差距擴大,一直沒有縮小和美國的差距。
 
特別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主流理論認為,必須全面進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性把所有扭曲取消掉。但是這樣做的國家經濟基本都崩潰了,增長停滯,危機不斷,少數幾個比較成功的,比如中國、越南、柬埔寨,推行的都是漸進式改革。在東歐國家中表現最好的兩個國家--波蘭和斯洛文尼亞,在前蘇聯國家中表現最好的兩個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和白俄羅斯,大型國有企業也一直沒有私有化。當時,主流學界認為這種漸進的“雙軌制”改革,繼續以扭曲來保護舊的產業,同時放開對新產業的市場準入,結果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糟。但是,這些推行最糟轉型方式的國家經濟的表現反而最好。
 
《財經》:因為雙軌制為尋租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很容易腐敗。
 
林毅夫:沒錯,和轉型前比,推行漸進雙軌的國家,腐敗的問題確實是比轉型前惡化了。但是推行大規模私有化的國家,這些問題同樣存在,有的甚至更糟糕。因為,為了維持就業和國防安全,推行大規模私有化的國家仍然要繼續給那些違反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私有企業補貼。私有企業的老板跟國家要補貼,要的越多放在自己口袋里越多是天經地義、合法合理,而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要了補貼以后,如果放在自己口袋里是貪污,有被抓的危險,因此,私有化以后,尋租的積極性反而更高。所以,不能簡單地看到國有企業效率低,就認為私有化問題就解決了,必須把國有企業效率低的真正原因弄清楚,對癥下藥才能有效果。否則,有病亂投醫,結果可能更差。
 
《財經》:總結起來,過去幾十年間發展經濟學有兩波思潮。第一波認為,沒有發達國家那些先進的產業就不能民富國強,于是推行進口替代政策;第二波認為,發展中國家有那么多干預和扭曲,導致效率差,應該實行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建立和發達國家同樣的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
 
林毅夫:這些理論聽起來頭頭是道,可惜,都沒有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民富國強,而且,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反而越來越大。
 
《財經》:理論沒有取得預期效果,是因為理論本身有問題呢,還是因為實踐中被歪曲沒有真正落地呢?
 
林毅夫:任何理論的成立都有明的和暗含的前提條件,如果,前提條件不同,即使理論本身的邏輯很嚴謹,按理論來做必然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所以,在運用一個理論時,必須把理論的明的和暗含的前提條件弄清楚,這些條件在實現中是否存在,不能因為運用某個理論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就說是“歪嘴和尚念錯經”,更何況按發達國家的經來念的發展中國家基本沒有成功的,總不能說發展中國家的和尚都歪嘴吧?而少數成功的國家念的卻被認為是“錯”的經。那到底是和尚歪嘴?還是經錯了?
 
自然科學的理論一向是按照理論的要求去做,必然能夠獲得理論所預期的結果,否則這樣的理論是不會被接受的。社會科學的理論也應該是這樣,最近,我提出“唯成乃真知”,倡導“知成一體”。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其目的是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如果,按照理論的認識去做,不能得到理論所預期的結果,那一定是理論有問題。一個理論在發展中國家實踐,不能帶來理論所預期的效果,那么很有可能是理論本身就沒有把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和條件認識清楚。
 
現在的經濟學主流理論總結于發達國家的經驗現象,其明的前提條件是按發達國家的情況來設定的,并且,還暗含了發達國家的法律社會等條件,發展中國家的條件和發達國家不一樣。由于前提條件不一樣,把經濟學的主流理論應用于發展中國家,怎么會得到理論所預期的效果?更何況,發達國家的條件也老在變,理論也跟著在變,如果,發達國家的理論在發達國家都不一定適用,在發展中國家怎么能夠保證適用呢?
 
新結構經濟學正在得到用越來越多的認同
《財經》:通過反思,您得出的結論是什么?
 
林毅夫:鞋子不適合腳,不能削足適履,該換的是鞋子。理論的作用在于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如果原來的理論不適用,那就應該進行理論創新,深入了解所要解決的問題的性質和背后的原因,提出新的理論。總結于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不適用于發展中國家,要理論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必須從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出發,總結發展中國家各種問題和現象背后的因果邏輯,提出新的理論體系,將其作為發展中國家解決問題的參照系,這樣成功的概率才會比較高。新結構經濟學就是這樣的一種努力。
 
《財經》:要解決經濟發展問題,新結構經濟學首先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有些國家和地區長期停滯,收入水平上不去?
 
林毅夫: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機制。從本質上講,現代經濟增長表面上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增加,其背后的決定因素則是各種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水平,以及各種軟硬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從而降低交易費用,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能夠轉化為收入的提高——這是一個技術、產業、硬的基礎設施、軟的制度環境等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一個國家和地區長期停滯,收入水平上不去,就是因為沒有一個這樣的能夠不斷提高收入水平的動態結構變遷過程。
 
《財經》:這個過程怎么樣才能夠穩定地快速地進行,并且真的給發展帶來良性循環?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認為,首先,必須有先行的企業家,先行的企業家在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時則必須沿著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來進行,后者則由經濟里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這樣要素生產成本才會最低,這是市場競爭力的基礎。怎樣才能讓先行的企業家自發地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跟產業呢?必須有競爭的市場,這樣要素相對價格才能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性,引導企業家在追求自己的利潤最大化、競爭力最強時,按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先行的企業家要比后來的企業家冒更大的風險,不管成功或失敗都給后來的企業家提供有用的信息,所以,對于先行的企業家,政府必須給予外部性的補償,給予一定的激勵。其次,先行企業家是否成功,除了選擇的產業是否符合比較優勢外,還決定于是否有合適的硬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否則,即使選擇的產業按要素稟賦結構來說是對的,交易成本會太高,導致總成本沒有競爭力而失敗,該產業也就只能是“潛在比較優勢”產業。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軟硬基礎設施普遍不好,交易費用高,政府也必須發揮有為的作用來解決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問題,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才能迅速變成這個經濟競爭優勢。因此,需要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相結合。
 
《財經》: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是有限的,發達國家的各種援助,也在試圖幫助發展中國家完善市場、完善軟硬基礎設施。
 
林毅夫:二戰以來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高達3億美元,不可謂不多,但是,過去的發展援助沒有多少效果,同樣因為思路是錯的,沒有真正從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可行性出發。早期的發展援助受到進口替代戰略的影響,主要用于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和發達國家相同,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的現代化大產業。后來的發展援助則主要作為條件要發展中國家去推行休克療法取消各種扭曲,建立和發達國家同樣的完善的市場制度。近來的發展援助則主要用于建立和發達國家同樣的良治和提供教育、健康等。
 
新結構經濟學和主流理論的最大不同是什么?主流理論總是以發達國家有什么、什么能做得好作為參照系,建議發展中國家去擁有發達國家擁有的,或者是做發達國家所做的。新結構經濟學正好反過來。我們先看發展中國家有什么,什么東西能做得好,創造條件把它做大做強。不能一口吃成胖子,發展是一步一步來的,要進入到良性循環,應該每一個階段都能夠有競爭力。
 
《財經》:從實踐的角度看,新結構經濟學的效果如何?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我們在非洲的實踐受到了歡迎。像埃塞俄比亞原來是非洲最貧窮落后的內陸國家,在接受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轉變思路以后,現在是非洲出口產業發展得最快,外國投資最多的國家,到處欣欣向榮,有點兒像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
 
最讓我想不到的是,新結構經濟學得到波蘭政府重視。2015年10月,波蘭法律與公正黨(PrawoiSprawiedliwosc)大選獲勝,成為波蘭轉軌以來第一個一黨執政的政黨。2016年2月,該黨推出“波蘭長期發展規劃”,由副總理兼財政部及發展部部長莫拉維茨基(Mateusz Morawiecki)負責起草的,所以也被稱為“莫氏計劃”。 “莫氏計劃”主張,新一屆政府要積極有為地推動經濟發展,扶持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采取適當政策,提升波蘭產業競爭優勢。
 
《財經》:這和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很吻合。
 
林毅夫:在2015年秋,一位曾任波蘭經濟學會會長的大學教授發表文章質問莫拉維茨基副總理,你做計劃的根據是西方主流經濟發展理論,還是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幾個星期以后,莫拉維茨基在接受采訪時明確表示,波蘭長期發展規劃的理論基礎就是新結構經濟學。
 
春節期間我應邀到波蘭去訪問,我國駐波蘭使館幫我在波蘭的媒體找到四篇包含有林毅夫為標題的長篇評論,其他在內容中提到林毅夫或新結構經濟的報道或文章那就更多了。
 
《財經》:這讓人出乎意料,波蘭是東歐國家中轉型比較成功的,而且是已經進入高收入國家。您和莫拉維茨基先生以前認識嗎?
 
林毅夫:第一次是去年1月份,莫拉維茨基在達沃斯論壇期間主動約我見面,此前他看過我的書。我跟他詳細介紹了新結構經濟學中對于處于追趕階段的國家,根據和世界技術前沿的差距而劃分的“追趕、領先、退出、彎道超車和戰略型”五大產業,以及政府如何在市場經濟中根據不同類型的產業來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2016年2月16日公布的“莫氏計劃”基本就是按照這個分類來規劃的。
 
波蘭雖然是高收入國家,但是人均GDP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德國的三分之一。在追趕過程當中,一方面要發揮有效市場的作用,選準發展符合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另一方面政府要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解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過程中的外部性補償和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問題。所以,新結構經濟學對波蘭有指導意義。
 
我很高興,新結構經濟學能夠成為波蘭經濟發展政策的理論依據。波蘭是東歐國家當中轉型最好的,與非洲國家相比,它屬于發達國家,所以更有意義。
 
“不能用既有理論要求現實,只能以理論創新來順應現實”
《財經》:雖然您和許多經濟學家觀點有分歧,其實也有很多共識。例如,您強調交易費用,強調一個公平有效的市場,這和大多數經濟學家是一致的。
 
林毅夫:沒錯,我也強調這些,不過,同樣是交易費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產生交易費用的地方是不一樣的。發達國家解決交易費用的辦法,發展中國家不見得就能夠降低交易費用,甚至可能反而增加。我們應該按照符合發展階段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來降低交易費用,而不能說,某種制度安排是發達國家有的,是先進的,就認為絕對是交易費用最低的。就像我前面談到的,不考慮具體狀況,而去比較集市貿易和超市、百貨公司等每天都有交易的市場的效率是沒有意義的。
 
1989年我寫的“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的論文就強調,制度是內生的,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在一個大的制度結構里面,沒有辦法單獨談一個制度安排的效率。所以,我強調經濟發展要面對現實來考慮問題,不要理想化、絕對化。
 
《財經》: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非常注重實踐性,當然要面對現實來考慮問題。
 
林毅夫:現在的一個問題就是,發展中國家總是以發達國家的理論做參照系,造成了理論不面對現實。理論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不根據現實提出,而是根據書本上的理論能幫助我們改造世界嗎?堅持不是來自于現實的理論,就變成了意識形態了。由于,我們長久以來有西天取經的心態,因此,就容易使人認為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是絕對正確的,堅持這些理論自己就站在人類發展的道德制高點上。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怎么來認識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這是非常關鍵的。不能從一種既有的抽象理論出發,尤其是不能從發達國家的理論出發,去認識發展中國家,更不能把理論理想化、絕對化。在我看來,任何理論都是刻舟求劍。不能用既有理論要求現實,只能以理論創新來順應現實。
 
《財經》: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在追趕過程中發達國家的某些理論可能不適用,但是在未來,雙方的目標應該是趨同的。
 
林毅夫:了解最終目標很重要,但是了解怎么從當下過渡到最終目標同樣重要,不能把目標當作手段,碰到問題,就把目標當做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時,所謂的最終目標是不是真正的最終目標?是不是唯一的?現在所看到的一些目標,被認為是最終目標,只是因為他們存在于發達國家。當你沒有看到黑天鵝的時候,好像世界上只有白天鵝。
 
我同意,人類社會里每個國家發展到某一個高度后,可能會有一些共同之處,但它們的表現形式不見得只有一種。2002年我和楊小凱有過爭論。對他來講,英美的共和憲政是最好的,他把當時世界上其他國家所存在的問題都歸罪于那些國家沒有先徹底推行英美的共和憲政,他主張先徹底實行了共和憲政再發展經濟,否則無法克服“后發劣勢”,不管經濟發展多好,終將崩潰。當時日本發生金融危機,他就說,這是因為日本共和憲政推行得不徹底。那么現在怎么解釋美國也出了問題? 而且,德國、法國也沒有先推行英美的共和憲政,但他們的發展水平都超過了英國。
 
《財經》:但是恐怕也不能反過來說,因為有了這些問題,共和憲政就不是好東西。國家要尊重人權,建立好的民主治理制度,這些方向應該是對的,我們是不是要承認這些價值?
 
林毅夫:這些價值的訴求和表現形式可能并不完全一樣,而且跟收入水平有關。“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收入水平高了以后,人的價值追求肯定會改變,尊嚴、自由、安全、對自己命運的決定、意見的表達等等肯定要求會越來越高,政府和人民的關系需要不斷調整。否則人們可以用腳投票,為此政府要不斷改善治理。但是,改善是有路徑依賴的,所以歐洲各國的民主制度都不一樣,并且也是逐漸深化的,美國憲法里所說的人生而平等,在開始時只是有錢人之間的平等,窮人、黑人、婦女是沒有投票權的。英國的大憲章也只是保護封建貴族的權利不受英國國王的侵犯,當時并不包括平民權利的保護,并不是英美的共和憲政從第一天就是現在這個樣子,也不是有了現在的共和憲政英美才發展起來。
 
我同意馬克思講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改變以后,生產關系肯定會變化,上層建筑也要隨之變化,否則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其實,諾斯倡導的新制度經濟學也是建立在這個觀點的基礎上。其次,變化是有路徑依賴的,所以,各國雖然都是民主制度,但其內涵因國因時而有差異。
 
《財經》:是不是這樣理解,你和楊小凱的分歧,更多的還是在實現路徑上有分歧,而不是終極目標上的分歧?
 
林毅夫:你說的沒錯,不過,我跟小凱的爭論,到現在大部分人還是誤解。首先,很多人認為小凱主張進行制度改革,而我主張只要發展經濟,不用改革制度。其實,我和小凱的差異,在于他主張先按共和憲政的理想把制度改好以后,再發展經濟;我則從制度的內生性出發,主張邊發展經濟,邊改善制度。其次,很多人認為我國現在存在的腐敗、分配不公等許多問題就是因為沒有按小凱所說的先把制度改好再發展經濟的結果。但是,在從殖民地時期繼承過來英美共和憲政的菲律賓、印度和先改了制度的蘇聯東歐,他們的轉型路徑應該說是接近小凱的主張,不過,我國存在的這些問題他們也存在,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我國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們則沒有。所以,不能因為我國的漸進改革伴隨出現了問題,就認為是因為沒有先進行徹底的共和憲政改革才出現這些問題。
 
“新結構經濟學比現在的主流理論更有力量”
《財經》:您的意思是,發展經濟和完善制度是同步的?但是從您的著作中看,您似乎更注重經濟的作用。
 
林毅夫:這要看是那本書,在到世界銀行工作前,我的主要著作《中國的奇跡》(1994)、《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1997)和《解讀中國經濟》(2008)中,更多的是談傳統的計劃體制形成的邏輯,以及怎么推動改革,一步一步從計劃體制轉型到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些著作以討論改革為主。到世界銀行工作回來后,在《新結構經濟學》(2012)、《繁榮的求索》(2012)和去年出版的《超越發展援助》(2016)以及即將出版的《戰勝命運》(2017)中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則更多地談經濟發展的一般問題,尤其是,如何在過去過分強調政府作用的“結構主義”和過分強調政府作用的“新自由主義”之間去尋求市場和政府作用的平衡,以推動經濟的發展與轉型。在這些新的著作中轉型,也就是改革,只是整個討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在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的過程中經濟是基礎,制度和許多扭曲是內生的。如果造成制度落后的經濟基礎不改變的話,或是造成扭曲的原因不消除,想去改變制度,或是想去消除扭曲,可能會事與愿違,效果可能更差。蘇聯東歐的情形不就是證明了這一點嗎?而且,在推行華盛頓共識改革的上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普遍低于改革前的60年代和70年代,危機發生的頻率則普遍高于60年代和70年代,也證明了我上述的觀點。所以,我并不是不主張改革落后的制度或消除扭曲,而是首先要消除導致制度落后的經濟基礎,以及消除造成扭曲的原因,這樣才能不斷推動經濟社會進步。
 
《財經》:您總是強調經濟基礎,強調內生性,這樣會讓那些反對改革的人們提供借口。事實上,現在有一些輿論認為,你好像不是那么太支持改革,有時甚至反對改革。
 
林毅夫:我不是不支持改革,也不是反對改革,只是不主張把某些制度安排絕對化,不問青紅皂白的改革。
 
比如說,大型國有企業的效率低,是不是就應該主張以私有化來解決?這個觀點在國內很盛行,在波蘭也很盛行,我這次在波蘭和其總統經濟委員會討論的就包括這個問題。其實,在我國、波蘭和其他轉型中國家,一般私營企業和國有大型企業所在的行業是不同的,其產業特征不一樣,簡單地比較私營企業和大型國有企業的效率是將香蕉和蘋果比。私營企業一般在符合比較優勢的競爭性行業,大型國有企業所在的行業可以分成三類:自然壟斷行業,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戰略型行業,和競爭領域的行業。從來沒有理論和經驗證明,大型企業中的自然壟斷產業,私營的比國有的有效率。因為缺乏有效的市場競爭來衡量績效,解決自然壟斷行業效率問題的辦法是加強監管。私有化不一定會加強監管。大型壟斷行業私有化以后可能更難監管,因為私人老板會收買政府。墨西哥的電信行業在80年代私有化以后,就出現這種情形,效率沒有提高,只是造就了一位尋租和控制壟斷利潤的富豪。所以,墨西哥電信的老板才能老在跟比爾蓋茨爭誰是世界首富。需要政府保護補貼的違反比較優勢的戰略型產業里的大型國有企業也是同樣的情形。
 
《財經》:中國現在的國有企業,真正屬于自然壟斷的還是少數,大部分在競爭領域。因此,國有企業改革不僅僅是監管問題。
 
林毅夫:即使不多,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在討論國企改革時,必須先把哪些屬于自然壟斷行業、哪些屬于違反比較優勢的戰略性趕超產業、哪些屬于競爭性行業先搞清楚。對于,競爭領域的國企改革首先要強調公平競爭,通過改革把冗員和老職工退休的社會性政策負擔剝離,然后消除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各種扭曲,讓企業公平競爭。這樣國有企業廠長經理經營好壞的責任才清楚,不會有任何推脫的借口。能這樣國有企業不見得就會經營不好,如果經營好了,可以擴張,甚至是并購私營企業,例如,法國國有的雷諾汽車并購日本私有的日產就是例子。如果,經營不好,則可能被私營企業并購,只有在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中,并購時值多少錢也才會有一個比較公正、透明的價格,不會出現像在前蘇聯東歐國家的低價大甩賣,導致寡頭壟斷的情形。
 
對改革者來講,應該讓他們有選項。所以,我沒有把任何東西絕對化。既沒有把國有絕對化,也沒有把私有絕對化,而是看問題的本質。我常講“回歸亞當·斯密”,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就是其書標題所提示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先了解問題或現象的本質,然后了解其原因,再來開藥方。而不是,不問問題的本質,不弄清問題的原因,拿一個藥方去治百病。
 
《財經》:實際上,你不是在一般意義上反對私有化,只是反對把私有化絕對化。
 
林毅夫:沒錯!在1997年出版的《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一書中,對符合比較優勢、所有者和經營者可合二為一的中小國有企業,我是主張私有化。對有戰略性政策負擔和有社會性政策負擔,而且,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分離的大型國有企業,我則主張先消除產生預算軟約束的政策性負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由競爭來決定一個企業的所有制形態;在自然壟斷行業或是存在政策性負擔預算軟約束不能消除的狀況下,我則主張加強監管。問題是現有的主流理論把私有化絕對化了,受此影響,有些人看到現存的大型國有企業普遍效率低,就把所有的問題都認為是沒有私有化造成的。我不愿意人云亦云,有些輿論就認為我是反對改革,那我是不是應該隨大流呢?讓我高興的是,對于“華盛頓共識”將“私有化、市場化、私有化”絕對化的弊病,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認識到了。
 
作為一個學者,要堅持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人家說什么你就跟著說什么,這就喪失了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就是根據自己對問題的認識,發表自己的看法,不管是否符合主流,或是會不會犯眾怒。
 
《財經》:您有沒有意識到,您的一些觀點可能會被一些人歪曲到反對改革的方向上去?事實上,有些人就認為,您不是那么堅定地支持市場化改革。
 
林毅夫:一個學者把他的主張說出來以后,對這些主張的解釋權就在別人的手里,會不會被誤解?或是被有些人作為不改革或亂改革的借口?都可能!對我是這樣,對持其他不同觀點的學者也是一樣。例如,在去年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論中,主張政府的產業政策必然失敗的觀點,是否也會給政府的“不作為”提供借口呢?學者的責任是把他認為對的說出來,提供給社會作為參考。如果,因為怕被誤解、被誤用,或是怕“政治不正確”就不敢說,那這樣社會上不就會形成輿論一律了嗎?我不清楚為何這些學者因為別人的觀點以及提出的改革路徑和其不同,就認為別人不堅定市場改革;別人主張除了建立有效市場外,政府也應該在經濟中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就認為別人是反對改革,甚至肆意進行道德批判、人身攻擊。這些學者不是也很主張要有思想市場嗎?既然要有思想市場,就應該有各種觀點的公平交鋒,而不應該黨同伐異,給別人帶帽子呀。
 
上世紀60年代,我的導師舒爾茨先生寫了一篇文章,回顧300年來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發現大的社會變革背后都有思潮的影響。思潮通常包含兩個部分:對問題產生原因的分析和解決問題出路的設想。當一個社會有大的問題,過去的理論、政策、制度無法解釋和解決,新的思潮就出現了,這些新思潮似乎總是可以把當前問題產生的原因講得很清楚,所以大家才會都相信,齊心協力推動變革。但是,大多數的情形是等到社會變革以后發現,按新思潮所提供的辦法去做,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有時甚至把問題搞得更嚴重。道理在于那些思潮經常只看到問題的表像,并沒有真正抓住問題的根本原因。上世紀60年代以前的300年如此,現在是不是也是這樣?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增長速度普遍低于“結構主義”盛行的六、七十年代,危機發生的頻率則更高,以及本世紀初以來北非的亂局不就是最新的例子嗎?
 
這種狀況之下的知識分子,尤其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是不是應該根據自己對發展中國家自身問題和機遇的理解提出不同的理論,發出不同的聲音?作為一位知識分子,當自己看清楚問題以后,即使觀點跟大家都不一樣,也要有勇氣“橫眉冷對千夫指”,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以避免輿論一邊倒,像孟子說的那樣,“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財經》:請問,你認為新結構經濟學的前景如何,它對未來世界會有什么樣的影響?
 
林毅夫:目前的主流理論都是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的,而且主流理論基本沒有結構的概念,即使有,也是以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為唯一的結構,在主流理論看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只有量的差異,沒有質的區別。因此,從主流理論和來看,在發達國家適用的政策和制度在發展中國家也應該適用。
 
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指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指的是各種制度安排。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基礎不同,上層建筑也應該有差異。
 
什么決定一個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呢?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是一個經濟中的產業。產業決定生產力水平和合適的資本與勞動的使用量,所以同時也決定生產關系。例如,勞動力密集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雇傭的資本少、工人多;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雇傭的資本多、工人少,而且是有高人力資本的技術人員。不同的產業其資本需求量、規模經濟和風險的特性不一樣,所以,和其相適應的制度安排也不一樣。什么決定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產業呢?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是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的要素稟賦和其結構。也就是說,新結構經濟學把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基礎內生化,同時,在現代主流經濟學中引進了一個結構的概念和維度。如果說,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二維空間,新結構經濟學則是三維空間,看問題當然比二維空間看得更清楚。
 
當然,任何理論都是刻舟求劍。我不能保證新結構經濟學50年以后還有價值。50年以后,如果全世界的工人都被智能機器人取代了,那么我講的一個國家的產業技術由要素稟賦結構決定,各種制度安排要和產業技術相適應這些觀點大概都不那么重要了。如果,有一天勞動力都被智能機器人所取代了,智能機器人可以自己生產智能機器人,那么,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分析的前提條件就改變了,自然也就不適用了。但是,在人還沒有被智能機械人完全替代之前,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上,新結構經濟學比現在的主流理論更有力量。對此我有信心。    (轉自財經)
專訪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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